在貝利的傳奇一生中，他提到自己時習慣用第三人稱，他總說：“貝利怎么樣怎么樣”。不過，跟很多巴西人一樣，貝利只是他在兒時朋友間的綽號，他原名不叫貝利。

1-電視時代

埃德松-阿蘭特斯-多-納西門托，知道的貝利真名的人屈指可數。

1940年10月23日貝利出生那天，他的家鄉剛好第一次通電，父親決定為他起名“愛迪生（Edison）”來感恩發明家。貝利承認這一則故事，但堅持名字應讀作埃德松（Edson）——這才夠巴西味。

電，工業文明的基礎，將徹底改變這個家庭的命途，電燈在1940年帶來光明，電視讓貝利在1958年加冕“球王”。

貝利是電視直播時代的第一個全球化足球巨星，比早生十幾年的普斯卡什、迪·斯蒂法諾幸運得多。1958年世界杯第一次全球衛星信號直播，地球任何一個角落的球迷都能同時“眼見為實”，一位年僅17歲的少年在淘汰賽開啟無敵模式，半決賽對陣法國上演“帽子戲法”，決賽對陣面對強大的東道主瑞典也獨中兩元。

五星巴西第一顆星，貝利英雄故事的開始。

當時的貝利還被昵稱為“黑珍珠”，他在去年奈飛拍攝的個人記錄片里這樣講述：“我當時以為巴西在歐洲很出名，其實不是。幾個瑞典小孩過來一直摸我的臉，想看看手會不會沾上黑色，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黑人。”

世界杯結束后的1959年，有一個調查統計顯示，貝利這個名字在歐洲的認知度已經僅次于可口可樂。1961年桑托斯隊到歐洲巡回表演賽期間，一家法國報紙最早在封面給貝利冠以“王”的稱號，當然，在巴西也可能更早。

“球王”在國際足壇只有唯一一個指向。

中國球迷熱衷“球王”之爭，其實偉大的球星都有各自獨一無二的尊貴稱號，馬拉多納在阿根廷是“神”（D10S），貝肯鮑爾在德國是“皇帝”（Der Kaiser），克魯伊夫在荷蘭是“救世主”（El Salvador），他們能放在一起競逐“世紀最佳”，但說到“球王”（the king of football）就只有一個，那就是貝利。

成就上，貝利三奪世界杯前無古人，也可以說后無來者。還沒有球員能像他一樣統治足壇長達20年，他也是第一個在電視轉播里讓全世界觀眾見識到美麗足球的人。

加冕“球王”，有個人能力的因素，也是時代進程造英雄。

2-巡演全球

世人以為戴上王冠即享榮華富貴，對貝利而言只有一個字，累。

去踢瑞典世界杯時，貝利在桑托斯的月薪只有6000克魯塞羅（當時巴西貨幣，不到400美金），歸國后立即翻倍地漲；1959年，貝利續簽了創紀錄的新合同，月薪達到8萬克魯塞羅，年獎金超過100萬克魯塞羅，桑托斯給他一筆27000美金的簽字費，他媽媽名下得到一套價值一萬美金的豪宅，他爸爸獲贈一輛大眾汽車。

桑托斯“不計代價”的投入，因為“球王”已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雞。

貝利在1959年到1974年幫助桑托斯拿下無數巴西國內冠軍，讓這家俱樂部從默默無聞的小城球隊迅速躋身為世界豪門，期間更在1962年和1963年連續兩年壟斷南美解放者杯和洲際杯，說是世界第一也不為過。桑托斯拒絕了國際米蘭、皇家馬德里、尤文圖斯、曼聯等歐洲豪門的求購，15年間帶著貝利出國踢了超過350場巡回表演賽，就像一個流動馬戲團一樣，不僅在美洲大陸和歐洲，1960年代他們開始到訪非洲、亞洲、大洋洲。

如果企鵝會買票，桑托斯恐怕會去南極洲。

桑托斯球場外，球迷們高舉貝利的旗幟，送球王最后一程

當時桑托斯一場比賽的出場費約5000美金，如果貝利不出場就要減半。有時候，貝利一星期要踢四五場比賽，受傷都不能停。教練有一次讓隊友冒充貝利穿10號出場，心想都是黑人球員也許可能蒙混過關。現場觀眾很快就意識到那個10號不是貝利，全部人開始鼓噪“貝利，貝利”，真貝利不得不帶傷上場。每個人都曉得，貝利總能在比賽中連過數人，然后射入精彩進球，別人做不到。

資訊匱乏時代，足球的神奇一半靠記錄者飛揚的筆墨，另一半要靠讀者發揮想象力。貝利與桑托斯的全球巡演，加上電視的普及，讓他成為第一個真正意義上得到全球集體認同的體育巨星。

他在球場的創意超越文字，又天生具備偶像氣派，有那種跟任何一位突然出現的記者談笑風生的親和力，自信又得體，比很多球員高很多個段位了。他客串電影、出過唱片，像人們印象中的巴西人一樣，節拍和舞步信手拈來。

不要說媒體，誰不愛這樣的“天選之子”？

3-造神廣告

貝利1975年離開桑托斯，以拓荒者的角色前往“足球沙漠”美國，正好與紐約宇宙隊形成一次合力。他得到一份三年100萬美金的合同，并把自己的肖像權授予俱樂部的背后老板——時代華納公司，又得到強大的媒體助力，繼續升華個人形象。

當時所有跟紐約宇宙對陣的球員，賽后都想得到貝利的球衣，以至于球隊不得不每一場準備二三十件貝利球衣來送人。這足以說明職業生涯末年貝利仍有超級號召力。

貝利出國踢球需要給巴西政府納稅200萬美元。作為一個國家品牌，關于貝利的爭奪戰甚至更上升到國家層面。1961年，巴西總統雅尼奧·夸德羅斯宣布貝利為“國寶”，絕不能流落海外。為了挖走貝利，美國方面甚至由國務卿基辛格出面游說。

1960年代起，貝利已經是巴西公司和跨國大品牌的廣告寵兒，代言商品超越體育范疇。巴西咖啡協會與貝利簽署協議，由他幫助推廣這一國家特產；巴西石油公司請貝利代言，讓他幫助子公司在尼日利亞打開電器市場。

國際公司的貝利商業戰，最經典案例發生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。創始人為兩兄弟的彪馬和阿迪達斯明爭暗斗，簽署了一項“貝利協議”，為免抬價致兩敗俱傷，干脆協商都不用貝利。

彪馬不甘心，他們從1958年開始就是巴西隊的贊助商，轉身就跟貝利繼續合作，在合同里加上一項條款，要“球王”開球前在中圈蹲下系一下鞋帶。每場比賽前，貝利也跟主裁判要10秒左右的時間用來系鞋帶，誰都不可能拒絕“球王”的要求，何況在那個大家都沒有意識到這是種商業行為的年代。10秒鐘轉播鏡頭聚焦到貝利的鞋子是什么概念？彪馬在墨西哥世界杯獲得了空前的曝光度。

貝利職業生涯的工資收入總計也就500多萬美元，但他的商業號召力和他的名氣一樣永不減退。2010年一次統計發現，作為一個七旬老翁，他的年收入仍跟C羅的1300萬歐元第一年薪幾乎不差上下。

4-巴西之王

造神貝利的意義，遠超足球。

1970年世界杯奪冠后，時任巴西外交部長馬里奧·吉布森·巴爾博薩這樣說：“貝利無疑是巴西有史以來最好的大使，沒有人比他為巴西在國外的形象所做的貢獻更多。” 1971年法國《隊報》更寫道：“貝利也許是當世僅次于教皇、尼克松、毛澤東和戴高樂的第四或第五影響力人物。”

巴西這片國土1888年才結束了奴隸制。作為一個由移民構成的新興國度，巴西人需要一個國家認同感。足球承擔了這種使命。但巴西足球在1950年遭遇重挫，他們在本土舉辦的世界杯決賽被烏拉圭逆轉，遭遇“馬拉卡納慘案”。

民族自信在那一瞬間被擊破，沒有勝利就沒有一切，巴西人反倒跌入自我懷疑和否定之中。別的國家都那么好那么幸運，巴西世代與悲劇為伍。當時巴西的體育評論家內爾松-羅德里格斯把這種舉國自卑情緒歸納一個名詞：雜種狗情結。

這就不難理解，巴西隊在1958年和1962年連續奪冠，有超越足球勝利的意義。貝利身上的各種標簽，體育英雄、巴西人、黑人，集合在一起，足夠凝聚所有巴西人的集體自豪感，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確生長在茨威格筆下的“未來之國”，而且未來已來。

其實，貝利在1962年的奪冠過程中只是配角，他在第二場小組賽受傷并缺席了剩余賽事，是加林查扛著巴西成功衛冕。當年巴西隊從未在貝利和加林查同時登場的情況下輸球，1966年加林查缺席，貝利甚至沒能幫巴西隊突破小組賽。但這些歷史細節是可以忽略的，巴西人正全力塑造他們的足球之神。

1962年世界杯賽之后，國內的電影公司給貝利拍了一部影片，片名就叫《球王貝利》。以后人們一聽聞巴西，便會想起“足球王國”，因為“足球之王”貝利就在這里。每一個貧民窟的少年似乎都在學貝利的動作，走在成為新貝利的路上。

5-無為而治

巴西人對王的期待，不止在足球。

1964年，巴西發生軍事政變并開始長達21年的高壓統治，有無數反對派被秘密綁架或被酷刑虐待致死。巴西人生活在恐怖氣氛當中，海派隨時可能被剝奪生命自由，有人希望貝利出來為民請命。

可貝利由始至終沒有站隊。和充滿叛逆氣質、敢于參與時事的馬拉多納、“拳王”阿里等人相比，這種“懦弱”讓人覺得貝利更樂意當一個宣傳工具或吉祥物。其實在那種時代背景下，連明哲保身也需要本領。

貝利在紀錄片中說：“如果說我對任何事情都不知道，那是在撒謊……但，我專注于足球可以幫巴西更多”。

確實，他是貝利，任何表態都可能引起軒然大波，明確支持或不支持，一個球員怎么判斷復雜的政壇誰是好人呢？

貝利退役后曾試過從政，1995年出任巴西特別體育部長，任內提出抑制足球腐敗的立法，即為“貝利法”。這個職務三年后就被總統取締。

將足球這樣的小事做到極致，更適合貝利。后來的故事也證明他更擅長扮演各式各樣的大使形象，而不是什么斗士。1992年貝利出任聯合國生態環境大使、1994年出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親善大使、2009年為里約熱內盧申辦2016奧運會出面出力。2013年，巴西本土再度舉辦世界杯前夕，貝利出面勸誡國人不要再抗議，齊心齊力辦好這屆盛會，結果引來很多人不滿。

退役之后，在網絡時代，貝利的球王形象已經被消解，他被娛樂化為“世界杯預測烏鴉嘴”，被視為一個經常出來走秀的吉祥物。21世紀的年輕人已經很難理解，當年人們為何通過他的足球感悟生活意義、保有澎湃激情、對未來充滿希冀。

貝利，埃德松-阿蘭特斯-多-納西門托，電視時代的第一個球王，已經帶走一個時代了。安息吧。

作者丨黃嘉鑫